长江，这条奔腾了千万年的母亲河，正站在从“大保护”走向“高质量”的历史交汇点。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最新研判指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已进入“病后初愈”与“强身健体”并举的新阶段。
从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提出，到2021年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再到2025年底“十五五”规划建议对禁渔工作提出从“全面落实”到“实施好”的新要求。十年攻坚，长江流域优良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7%跃升至96.5%，提高近30个百分点。然而，水质改善不等于生态修复，资源回升不等于系统健康。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将着力推进“五大长江”建设。从“攻坚战”到“持久战”，从“水质好”到“生态优”，从“工程治理”到“制度治理”——下一个十年，长江的“强身健体”之路，注定是一场需要智慧与定力的长跑。
那么，何为“病后初愈”？“强身健体”又该如何实现？展望2035年，长江“强身健体”应当达到怎样的状态？为此，《新民周刊》采访了相关专家。
生物多样性复苏：从“止跌企稳”到珍稀物种攻坚
“病后初愈”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水生生物资源恶化势头得到遏制，开始进入企稳回升通道。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刘焕章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用详实数据勾勒出长江鱼类资源的变化图景。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公报显示，2021至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2017—2020年本底调查）增加43种。2025年，长江干流单位资源量达2.4公斤，是禁渔前2020年的2倍。长江中游监利断面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卵苗资源量达94.8亿粒（尾），是禁渔前2020年的7.1倍。
“鱼类个体在变大，小型化趋势得到遏制，自然繁殖状况显著改善。”刘焕章研究员指出，这些指标说明禁渔成效正在从“数量恢复”向“结构优化”深化。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已恢复至1426头，比2022年增加177头，分布范围持续扩大，成为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亮点。
刘焕章研究员坦言，旗舰物种的保护形势依然严峻。“中华鲟从2017年至今已连续九年没有监测到野外自然繁殖。”尽管2025年调查显示首次监测到川陕哲罗鲑、圆口铜鱼的自然繁殖，但中华鲟、长江鲟等物种的稳定自然繁殖仍未实现。“鱼类资源总量恢复明显，但从生物多样性的高度看，珍稀物种的保护还需要漫长的过程。”
此外，栖息地修复被刘焕章反复强调为关键堵点。水利工程造成的河流阻隔、水文情势变化、水温滞后、岸线硬化等问题，仍在持续影响水生生物栖息环境。2025年长江干支流水质总体为优，Ⅰ—Ⅲ类水质断面占98.9%，但水质达标不等于生态功能恢复。“如果没有足够的浅滩、缓流区和产卵基质，鱼类依然无法完成生活史。”刘焕章说。
2026年4月14日，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长江鲟天然产卵场功能验证试验”取得重大突破：科研人员在宜宾首次于未经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长江鲟自然产卵，并收集到自然孵化仔鱼，实现野外种群重建新跨越。
此前，长江鲟曾于2022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野外灭绝”，此次试验成功充分证明了长江十年禁渔成效显著，也证实了两处水域的产卵场具备支撑长江鲟完成自然产卵、受精、孵化的完整功能，为野外种群重建探索了可靠路径。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实施鄱阳湖、洞庭湖等典型湖泊和中华鲟、长江江豚等重点物种专项调查，系统评估资源恢复和水生生物保护情况。生态环境部也表示，未来将全面推进长江流域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稳步提升水生生物多样性，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刘焕章特别强调观念转变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我们需要更新对于长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定位的认识，改变通过捕捞获得渔产品的观念，要将长江定位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载体。要通过发展水产养殖业来提供渔产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也是人类文明从渔猎文化向养殖文化的一种转变。”
只有当珍稀物种的栖息地得到系统修复，长江的生物多样性才能真正从“止跌企稳”走向“持续向好”。
从“工程治理”到“制度治理”：生态补偿与崇明实践的启示
如果说上半程的攻坚战靠的是工程投入和行政命令，那么下半程的持久战，必须依赖“制度治理”的软约束。横向生态补偿与跨省司法协作，是两块最重要的制度基石。
早在2012年，安徽与浙江两省便在新安江流域首创“水质对赌”模式，运行14年来新安江水质连续十余年保持优良，千岛湖水质稳定保持Ⅰ类标准。如今，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已从“试点”成为“经验”，在全国23个省域、29个流域复制推广。云贵川三省建立了全国首个跨多省补偿机制，实现了赤水河共治。
2025年5月，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明确到2027年长江干流统一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成并稳定运行。
在司法协作方面，202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执法司法工作协同 服务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共18条，旨在凝聚长江大保护的最大法治合力。长江流域法院已因地制宜设立环境资源专业审判机构982个，在重庆、南京、昆明、郑州、成都、合肥专设6个环境资源法庭，形成覆盖全流域的专业化审判组织体系。三省六县市区法院还建立了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司法联动机制，共同守护丹江口库区生态安全。
这些制度创新，正推动长江大保护从“一江分治”走向“全域共治”。
好生态催生新经济。在长江入海口，崇明岛给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的生动范例。2026年，崇明完成全市首笔碳普惠减排量交易和首笔排污权交易，释放了生态价值转化的明确信号。崇明正以碳生金、以绿生金，将碳储量、排污权等转变为生态产品。从“十三五”到“十五五”，崇明的战略定位从“奠定现代化生态岛基本框架”升级为“加速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
华东师范大学崇明生态研究院院长陈小勇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对崇明模式进行了深度解读。他认为，崇明之所以能成为样板，与其四个独特优势密不可分：一是财政优势，市级财政对崇明有较强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二是区位优势，崇明是上海唯一的生态屏障和重要水源地，生态受益主体明确；三是基底优势，崇明以农田和湿地为主，工业存量包袱极小；四是市场优势，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对高端生态产品、碳汇有充足的本地消化能力。
陈小勇强调，崇明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他建议从三个方面推广：一是将GEP（生态产品总值）核算与生态补偿挂钩，让保护者真正受益；二是探索湿地碳汇、林业碳汇的普惠交易；三是推进全域自然资源确权，为生态资本价值化提供定量依据。对于中西部地区，需要分级财政分担、分区管控，并推动产业绿色融合。
船舶行驶在长江武汉段。
任重道远：2035愿景与现实挑战
展望2035年，长江“强身健体”应当达到怎样的状态？陈小勇院长将愿景概括为20个字：健康安澜、山清水秀、协调联结、繁荣宜居、特色彰显。
具体而言，在安全层面，生态安全、防洪安全、水资源刚性约束必须稳固；在水环境层面，长江干流及重要支流、湖泊水库应全面稳定达到相应水质标准，Ⅱ类以上水质成为常态；在水生态层面，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应显著提升，预计至少达到“一般”以上等级。长江江豚数量有望继续增长，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从“濒危”降为“易危”成为可能。
刘焕章则从生物多样性恢复角度提出更具体的期待：“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恢复到‘良好’等级，中华鲟等旗舰物种实现稳定的野外自然繁殖。”但他也坦言，这一目标挑战巨大，“中华鲟已经连续九年没有自然繁殖，2035年能否看到明显起色，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葛洲坝下游的产卵场退化、航道整治、水温变化等叠加影响。目前的人工繁殖放流已经呈现了很好种群恢复的迹象，如果加强栖息地的修复，中华鲟等物种恢复野外繁殖是有希望的”。
在公众视野中，长江保护正从“政府的事”变成“每个人的事”。据相关调查，超过八成沿江居民支持延长禁渔期限，近七成受访者愿意为生态产品支付更高价格。社交媒体上，“江豚回归”“微笑天使”频频登上热搜，成为生态环境好转的直观表现。大众普遍期待，下一个十年能看到中华鲟重新自然产卵，能见到更多“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
当然，现实挑战不容回避。公开报道和专家分析均指出，当前三大短板最为突出：一是栖息地修复投入不足，鱼类洄游通道、江湖连通工程需要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资金缺口较大；二是生态补偿标准偏低，横向补偿覆盖范围有限，保护者与受益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尚未健全；三是基层执法力量薄弱，禁渔后期存在“禁而不管”的潜在风险。
对此，不少环保公益组织和学界人士呼吁，应加快推动《长江保护法》配套细则落地，将GEP核算纳入地方政绩考核，并建立全流域统一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同时，鼓励公众参与成为重要共识。从“随手拍”举报排污，到参与湿地恢复志愿活动，再到购买生态标签产品，每个人都能为长江“强身健体”贡献一份力量。
正如一位长期关注长江的环保志愿者所说：“长江的病不是一天得的，也不可能一天治好。但我们这一代人能做的，就是跑好自己这一棒。”只有当“病后初愈”的长江，通过制度创新与全民共识，真正实现“强身健体”，我们才能说，那条生机盎然的母亲河，才算真正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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